虽然但是——我依旧会把由董润年执导，大鹏主演的《年会不能停！》列作是今年来最能看的国产喜剧电影，这个序列里的其他作品包括《保你平安》和《热烈》。

  这种关联在多数观众评论里也同样成立，虽不由大鹏导演，但它也体现出了“大鹏式喜剧电影”在如今的合理存在方式：脱胎于网络却又不至于滥俗的笑点，站在观众这边的小人物式主角，关键时刻的真诚浮现和（目前还能）各方面圆满多于意见的收场方式。最重要的，这些特点总能共创出今年来算是不错的喜剧票房，让大鹏成为2023年文娱行业中足够体面的商业符号。

  更简单点说，在目前的文化氛围里，“大鹏式喜剧电影”尊重电影，尊重观众感情和生活，也尊重现实和规则。

  联系董润年多次和宁浩合作的创作背景，以及电影开头王迅作为工厂工人员工和“集团”打电话等情节设定。我乐于从电影开头就等待《年会不能停！》从人物角色、情节背景到故事主题会向《疯狂的石头》作出致敬。

  如今的观众会更容易理解《疯狂的石头》出现于在2006年时的意义。第六代导演向转身拥抱商业信号，及1500万的“票房纪录”意义外。就故事主题来说，《疯狂的石头》也用幽默创造了面向当时社会现实的共鸣，黑色幽默中绝境和悲剧层面的成立，更来自可被辩明的时代变迁痕迹——

  即在城市化建设蒸蒸日上的时代，像保卫科长、道哥和黑皮为代表的小人物，再努力也难逃通向失败的大道，无畏都化成荒诞，抵不过最终地方厂长决定和地产商作出的利益交换。这种有具体时代背景做注解的讽刺，实际也通往《年会不能停！》高声喊出的台词，“时代的车轮滚滚而过，总有人要增加摩擦力”。只是这一次，时代车轮做大做强，淘汰300个工人只占计划最后的5%，5500个城市白领去得都没有声响。

  这是《年会不能停！》的故事背景，也是多数一二线城市中青年在近几年会不断复习到的见闻。为了达成“集团”的财务目标，“集团”决定裁员6000名员工，饰演蓝领工人胡建林的大鹏，却因一个乌龙错误，被调到了集团人力资源岗位上，从裁员开始展现自己独特的工作上的能力。为掩盖乌龙，保住个人工作，“班味”够重的马杰和“口嫌体直”的外包员工潘怡然作为观众的“镜子”登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他们靠敷衍同事，玩弄中层，诓骗董事，在这个庞大的草台班子里，“替”打工人出着无奈又憋屈的“恶气”。

  很大程度上，这是《年会不能停！》尊重观众情感生活的侧写，也是电影会叫好叫座的根本原因。即便电影里很多“裁员”段子和互联网黑话嘲讽，都已在社会化媒体上被大面积传阅过，落实回年轻观众拥趸居多的脱口秀和喜剧演员表演上，却又还可以生动可信。

  无奈自嘲的情感基础上，《年会不能停！》的反派角色多是领导或公司中层，痛骂坏领导的泄愤情绪后，电影还设置了“质疑、理解、成为”中层的桥段，通过胡建林的视角解嘲，正直有责任心的领导固然值得向往，可在公司官僚体制“宁可不做不可犯错”的规则下，只有糊弄和敷衍才能保住自己和团队的饭碗。

  从这个角度看，胡建林角色的引入固然有剧作层面“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放大戏谑谐趣的考量，但他的出现也引入了一种和现代资本主义工作模式相互对照的工作伦理，主要是为说明，真正入戏加班泛滥、互相甩锅、沉迷黑话和只投身眼前一亩三分地的年轻打工人，其实没那么多，谁不怀念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命运和工作成果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骄傲，谁不知道创新、真诚交往和忠诚奉献价值观的正面意义，谁不想反抗不公的待遇和未来……但是？

  基于《年会不能停！》尊重现实和规则的特色，也有观众赞同这一部优秀的电影是“半部好戏”的说法。从流行文化文娱作品的角度说，《年会不能停！》提出了很多面对现实的有效问题。

  比如说故事开头提到裁员计划的出现原因，比起公司是不是能运营下去，裁员的必要性主要是为了向资本验证自己未来盈利的可能性，在很多种增加现金流和营收的方式里，资本有它自己的竞争逻辑“不得不”选择最有效率的一条。那么，电影里的资本为什么能这么合乎逻辑不得不淘汰“多余人”，想裁多少人就裁多少人？以及与此必然相关的别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集团年会可以花六千万，却不能少裁员几个员工或者家庭？为什么集团中层领导年薪一个顶五个，却还要给他能的空间和权力？

  半部好戏中的好，或许有部分来自这些有效问题。但之所以是“半部”，更在于《年会不能停！》对这样一些问题的回答方式，在于那个看起来老套又索然无味的电影结局。不出所料的，这部喜剧电影里来自裁员、和个体的不公最终都被解决，多数坏行为来自具体的坏个体，因此顶层设计的初心和初衷都是卓越的，主要是执行者搅坏了这锅好粥。所以最终，任劳任怨的加班者能得到升职提薪，不被看见的外包员工也能靠着坚持的热情获得转正，在蓝领工作里节节领先的模范，同样会在白领工作中拔得头筹。

  我理解这个结局的索然无味，也能想象被电影忽略的残酷真相。在运气好的版本里，被裁员者会继续漂泊，他应该还没到35岁，或者他没有在高收入时买入高杠杆投资的风险，或者房贷和车贷他都刚好能有存款负担，或者独生一代的他父母健康儿女省心都还不必有大额开销，几个月后他以平薪或降薪的待遇入职新公司。在运气不好的版本里，他——哦不，根本不会有一个蓝领工人被调到人力资源岗位上，在新时代的下岗潮中，他刷着短视频琢磨淀粉肠。

  太魔幻了。但我也从这个方面，再和观众商榷《年会不能停！》结局的现实指向。

  对多数观众来说，我们最容易理解的是胡建林这一个角色的童线就不能转正的故事背景里，有个有余力改变现实的热心肠的工人老大哥空降集团，实在是比神话还遥远的传说。

  而围绕胡建林个人《Super Star》和《我的未来不是梦》的审美标准，相比今天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身份，他更像一个来自过去的人，或者说来自过去的“长辈”。只有他，能不被现实斗转星移的变化所打击，带着满腔热忱上路。《Super Star》和《我的未来不是梦》之所以能唤起观众内心深处的情感记忆，也不是因为此时此刻听到它时的振奋。而是这两首歌首先都来自90前后一代（面对上升通道日渐缩紧一代）对未来基于无知的向往和信心，无论是SHE、张雨生还是旭日阳刚的歌声，它们都曾感召或者建造过一代人对去往更大世界的想象。

  但是在整个裁员的浪潮里，首先问出为什么“优化”这么好的词要用来辞退别人的是胡建林，真正有决心有行动力查明贪污受贿从中间挣差价搞垮工厂的人是胡建林，最后真正能肉身到场和不公对峙的人是胡建林和胡建林的工友们。那么，年轻的打工人呢？

  事实上，《年会不能停！》早已在电影情节中回答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当集体性的不公发生时，有人接受个人涨薪10%的提案，因为“只要上升通道还在”大家就都会配合裁员，都愿意互相指摘，都愿意干些“脏活”，也接受长时间自愿加班。电影那个堪称魔幻的结局，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和现实发生互文，我们当然不接受用道德为不公平买单的结局，但真实的年轻人想要的是道德吗？是公平吗？是纯粹的好和坏吗？电影明白我们想要什么，回到那个喜气洋洋的结尾，我们最终想要的或许还是那个童话式的结局——我们想要上岸，想要接offer，想要上升通道还在。

  基于此，我在回想《年会不能停！》的讽刺意味时，也不会把自己从年轻的打工人群体中摘出去，甚至认可电影讽刺能完成从打工人出发到打工人自我指涉的高明。但我也无意无力再指责我们这一代年轻打工人更多，毕竟只要“上升通道”还在，这无休止的竞争、剥削和无能为力就会一直存在。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要走到哪一步才算是认清“上升通道”不在呢？我们要自戕到哪一刻，才会认识到过去能帮我们承担开拓道德、公平和理想主义空间的“长辈”也在老去，未来他们可能只会活在这样的童话，或者讽刺喜剧里呢？